（1924—1930）
一、羅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說的那樣，“住處準備妥當”。我在大和旅館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繡和日本使館裏的那一套人馬也都來了，才一同搬進匆忙布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占地約有十二三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七樓七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相當於師）統製張彪建做遊藝場用的房子。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裏當了寓公。這位在清朝丟了臉的“名將”，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價租用他的別墅之後，每天清晨都帶來一把掃帚，自動在張園裏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裏住了五年，後來又搬到陸宗輿的“靜園”住了兩年，一直到我離開了天津。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後來雖然也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裏），對我並不發生什麽作用。在這期間，莊士敦老師也離開了我，到威海衛去當他的專員，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之後，他就到英國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的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著鉤心鬥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複優待條件以複原還宮方麵，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日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麵，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複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讚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向每個肯幫助複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但是，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一切反對派就都不成他的對手了。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後話，現在還是先說一說把我弄到天津來的羅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