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陳管見，條列於後：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關東與黨軍和協，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因此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後，此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我
皇上無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複？機難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後悔莫追。故對日本隻有聯合之誠，萬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關東之心。若今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後欲由東三省擁戴，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複位，日本於三省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裏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一項結論。
我在前麵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增長了對日本人的信賴。這種信賴，在日本公使館裏繼續發展著，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複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吉田茂曾請我參觀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麵使我熱淚盈眶，感歎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有一天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佐們必定到我這裏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也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