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邊，環境比在北京時開始好轉。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關係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總務外務，兒子鄭垂承辦外務，做了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如果可以這樣比擬一下的話，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已達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回想起來，鄭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樣信賴，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鄭孝胥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隻有些老古典，而他卻常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裏尼創了什麽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麽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動心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以至聲淚俱下。有一次，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終於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諡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諡為安全，而鄭孝胥在發表反對意見時又添了這麽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