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張園裏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覺得這個環境遠比北京隨便而又舒服。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除非複辟的時機已經成熟，或者發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還是住在這裏的好。這也是出洋念頭漸漸衝淡的一個原因。
張園（和後來的靜園）對我說來，這裏沒有紫禁城裏我所不喜歡的東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東西。在紫禁城裏我最不喜歡的，首先，是連上街逛逛都沒有自由的那套規矩，其次，是令我生氣的內務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僅能逛街，我也有了直接為複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別人隻能進諫而無法幹涉。在紫禁城裏，我認為必要的東西，就是我的威嚴，在這裏也依然存在。雖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龍袍，經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馬褂，更多的是穿西裝，但是這並不影響逢年過節王公大臣遺老遺少們到這裏來給我叩拜。雖然我住的地方從前做過遊藝場，沒有琉璃瓦，也沒有雕梁畫棟，但還有人把它稱做“行在”（我也覺得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的洋樓遠比養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還要輪流來這裏給我“值班”，從前張園遊藝場售票處的那間屋子，就等於“乾清門侍衛處”。雖然這裏已沒有了“南書房”“懋勤殿”“內務府”這些名堂，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張園那塊“清室駐津辦事處”的牌子就是它們的化身。至於人們對我的稱呼，園子裏使用的宣統年號，更是一絲不苟地保留著，這對我說來，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張園時代，內務府大臣們隻剩下榮源一人，其餘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最初發出的“諭旨”有這兩道：“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義、溫肅、景方昶、蕭丙炎、陳曾壽、萬繩栻、劉驤業皆駐津備顧問。”“設總務處，著鄭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務處著佟濟煦任事，收支處著景方昶任事，交涉處著劉驤業任事。”陳寶琛、羅振玉、鄭孝胥是每天必見的“近臣”，他們和那些顧問們每天上午都要來一次，都坐在樓外西邊一排平房裏等著“召見”。這排平房裏還有一間給請求“覲見”的預備的屋子，供他們坐候傳喚。曾經在這間屋裏坐過的人，是數不勝數的。除了武人，還有政客，除了“遺老”，還有各式“時新”人物，除了騷人墨客，還有醫卜星相。像青年黨黨魁曾琦，網球名手林寶華，《新天津報》主筆劉冉公，國民黨監察委員髙友唐……都曾加入張宗昌、劉鳳池的行列，在這裏恭候“奏事官”的“引見”。駐園的日警（天津人稱之為“白帽”），就駐在與這排房相對的平房裏，每日登記著這些往來的人物。每當我外出，這裏的日警就有一人便衣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