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2）
一、不靜的“靜園”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裏的“靜園”。這是租的安福係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台，被我寄托過希望的東三省，宣布“易幟”，這個變化，一度引起張園上下一片悲觀失望。那時，一部分“遺老”門客作鳥獸散，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有別人談論什麽複辟的前景。像陳寶琛這樣的人，以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薪嚐膽”也一時聽不到了。他們唯一在考慮著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續了多久。我們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廝殺起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麽兩樣。蔣介石所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麽回事，蔣介石腳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麽穩。“張園”猶如絕路逢生，於是重溫舊夢，認為“定於一”的大業，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中又恢複了這個論調，就連每周給我進講一次時局的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取名新居的“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裏日日望著，月月盼著。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來了消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之際，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演時局，與溥傑也算是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客幾天，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了鹿兒島，受到了吉岡少佐夫婦的殷勤招待。到了臨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得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麽事情。……請宣統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了天津，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侍下，我接見了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麵題著一聯（據溥傑解釋，是日本南北朝時代一位忠臣寫在櫻樹皮上，暗傳給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範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