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等“靜園”裏對出行的事商量出一致意見來，日本駐津總領事館的後藤副領事第二天就找上了門。他們對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全知道了，總領事館表示：他們對我的心情和處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認為最好是慎重從事，現在不要離開天津；他們負有保護的責任，不得不作這個勸告。
從這天起，這位後藤領事不是來直接見我，就是找陳寶琛舅甥或是鄭孝胥父子，進行勸阻。同時，日本駐屯軍的通譯官吉田，卻一再向我宣傳，最好是立刻動身出行，日本軍方是決心支持我上台的。
我在天津住了七年，對日本軍政方麵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點知識了。這時我對於軍政雙方的“發言權”上，也有了新的看法，這是和陳寶琛那一夥人不同的。陳寶琛一向認為文人主政是天經地義，所以他的朋友是日本芳澤公使，他的外甥專門和領事館以及東京的政友會人物來往。這時他堅定認為如果東京方麵沒有表示，就千萬別聽軍人們的話。我的看法不同，認為能決定我的命運的，現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軍人。我並沒有什麽高深的見解和情報，我是憑著直覺，從當前擺著的事實上看出來的。我看到的是，日本方麵在外交上宣稱準備和南京政府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同時關東軍卻一路不停地前進著，攻打著退卻著的中國軍隊。我那時還不太明白，這和蔣介石、汪精衛一邊嚷著抵抗，一邊把國土讓給敵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兩麵手法，但我能看出決定問題的還是日本軍人。陳寶琛指出國際列強的曖昧態度可慮，也和我的直覺印象不同。我去過日本兵營後不多天，英國駐津軍隊司令官牛湛德準將忽然來到“靜園”訪問。他對“九·一八”事變給我造成的機會，表示了“私人的祝賀”，並且說：“如果陛下能在偉大的滿洲重新登極，陛下的仆人牛湛德，願意充當龍旗下的一名士兵。”這話不但使我飄飄然，而且更相信鄭孝胥說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來訪之後，莊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別重逢，據他說這回是為了代表英外交部來和中國政府辦理庚款和歸還威海衛的餘留問題，因此順便前來看望。他為了我的“前途”表示髙興。他同時請我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書稿作序文，他說將在這書的最末加上一章，叫做“龍歸故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