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45）
一、同時上演的另一台戲——摘錄一個參與者的記述（1931—1932）
日本人建立這個“國家”組織，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組織，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並不難，因為他們早已準備好培養好一批“人才”了。
九月二十三日，關東軍大佐參謀兼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受本莊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陽市長。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個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順手，不如利用漢奸來做，既省事，收效也大。於是他把豢養多年的大漢奸趙欣伯拿出來做替身。
趙欣伯原是滿族旗人，曾任清末禁衛軍的衛兵，辛亥革命後，在北京參加文明新劇團，因其麵首還不惡，常飾旦角，頗為某闊老（忘其名，據說是國民黨某要人）所賞識，因而被拉進國民黨。一九一三年，袁世凱驅逐國民黨，趙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腳。他在演劇時曾與某王公的愛妾勾搭成奸，此時見事不妙，便誘拐她一同逃往大連。趙欣伯改名為劉笑癡；他拐帶的王公愛妾改名為王愛癡。趙欣伯兩手空空，生活困難，幸而他能說一口好的北京話，合乎那時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學中國語維持生活。王愛癡也粗知文字，經日本人介紹在大連公學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做初小教員。同時，趙欣伯因國民黨的關係，與逃往大連的國民黨有聯絡，為當時大連日本財閥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辦大連碼頭裝卸車船貨物，榨取中國勞動工人的血汗而大發橫財）、石本貫太郎（此人包辦販賣鴉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連泰東日報社長金子平吉這三個家夥所豢養。這三個人承擔替日本軍閥政黨財閥豢養中國的胡匪黨徒擾亂中國治安的任務，以便發動中國內亂，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侵華的機會，因此，趙欣伯夫婦得到這三個日人的資助，於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學，進入明治大學法科，這時才把劉笑癡的假名改為趙欣伯。他雖得到資助，生活仍不富裕，還是邊讀書邊教中國話，因此認識了一些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各高等專門大學的師生。王愛癡也因教中國話而結識了不少日本人。王愛癡後因懷孕難產，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施行手術時死去。趙欣伯失去了這個搖錢樹，生活收入大成問題，心殊不甘。日本軍人和各大學教授素與王愛癡有來往的，也支持趙欣伯提起訴訟，控告東京帝大醫師，要求賠償損失。日本帝大醫科以名譽關係，盡力運動東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訴。該法院根據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對於醫師因用藥或施行手術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時，從來不以殺人論罪為理由，僅以“過失”的輕微處分了事，並沒有判處任何賠償。各教授們就以“刑法過失論”為題，讓趙欣伯向東京帝國大學提出“博士論文”，趙在各教授幫助之下，抄襲一些前清“大清律”的舊東西，用日本刑法的條文加以解釋，作為論文向東京帝國大學學士院提出。論文內容平常，實在沒有通過學士院授予博士學位的價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極力主張對於趙的論文，應當從政治意義方麵去看，予以通過，授予趙以博士學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還從來沒有獲得過法學博士稱號者，這次趙欣伯享受日本法學博士的榮譽，一方麵既可略酬趙夫婦多年來對於日本的各種貢獻，又可以取得中國留學生的好感，使他們積極親日，以便歸國後為日本做更多的貢獻，對於日本實現“大陸政策”也是有幫助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財閥們都支持這個主張。加上趙欣伯到處奔走，哀求各方麵幫助，因此，日本學士院居然通過了他這個毫無價值的論文，授予趙法學博士稱號。趙在日本的社會地位，隨之提高。日本軍閥認為這隻可以利用的走狗，長期放在日本，沒有多大意義，讓他回中國對於日本會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過張作霖的日本軍事顧問本莊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軍人，記不清楚了），於一九二六年把趙推薦給張作霖，並加以吹噓，說趙欣伯博士品學兼優，尤其精通法學，為今日有名的學者。張作霖對於一個日本留學生本來無所謂重視與歡迎，現在趙欣伯既有本莊的介紹，每月拿出幾百塊錢賞他碗飯吃，也不算什麽，便用趙為東三省巡閱使署法律顧問。趙欣伯獲得了這個頭銜，在東北政治舞台上總算有點活動資本，就大肆招搖起來，往來於軍閥官僚與日本軍閥之間，相當活躍。當時大多數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不屑與他來往，但是他總想聯絡一幫人造成一股勢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國法學為名，組織一個所謂“法學研究會”，地址設在沈陽博物館內，又從張作霖那裏每月騙去一千元津貼作為經費，從日本法學雜誌裏翻譯一些沒有什麽價值的稿子，登載在他的《法學研究》刊物上，粉飾門麵。從此，“趙欣伯”三字逐漸在東北政學各界露出頭來，他也就越發招搖撞騙，拉攏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壯聲勢，尤其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最為親密。因此，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從衣兜裏把他掏出來，叫他做沈陽市長，作為自己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