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板垣談妥了交易——以一年為期，如屆時不改為帝製，我就不做這個“臨時執政”，上角利一來告訴我說，軍方的意思是由鄭孝胥出任第一任國務院總理。我點了頭。他又拿來第一任各部總長的名單，我也點了頭。過了幾天，即二月二十九日，關東軍參謀部四課包辦的“自治指導部”在沈陽搞了個“全滿洲會議”，作出了“擁戴”我為執政的“決議”，並選了九名請願代表。上角和鄭孝胥都來告訴我說，在請願代表團第一次來請願的時候，要表示謙遜辭謝，第二次請願時，才應允。我又點了頭，並且叫陳曾壽替我把“辭謝”和“應允”的台詞都給我準備好。在旅順的最後幾天裏，還有些其他的囑咐，我都一律照辦，一律點頭。
我從此開始了對日本人百依百從的曆史。這並非完全由於害怕，也不像後來關內某些報紙上揣測的“迫不得已”。固然自從和板垣打過交道之後，我有了“瓷人”的感覺，覺得處境有如踩著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麵，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靈魂的根子已深深紮在這種特定土壤內。我相信要滿足自己的欲望——從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髙的複辟清朝，隻有借用日本人的勢力，求得日本人的庇護和慷慨。我這種思想經過胡嗣瑗、陳曾壽這些重新得到我寵信的舊臣的一番引經據典，很快就明確地樹立起來，而且掃掉了滿天愁雲。
胡、陳等人這時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邊。雖然他們的複辟大清的主張失敗了，“正紀綱”、爭用人權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們對於能回到我的身邊任職是滿意的，因此就勸我不要著急，舉出曆史上晉重耳、漢劉秀等等的例子說明，中興大業都免不了委曲求全。
這時，表示後悔的羅振玉也如此主張，商衍瀛則以“老祖”的乩語證實這個想法的正確。有了這些理論和預言，我的懊喪心情逐漸平複了，甚至鄭垂的通權達變論我也認為有道理。最後，我不再對“執政”的稱謂覺得是侮辱，而看做是通往皇帝寶座的階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