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即曾任民國官吏如曹汝霖、汪榮寶等，亦以名義關係甚重為言。臣以皇上屢次堅拒，及最後不得已允許之苦心，詳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終無以盡祛其疑……
這是我就任“執政”一月後，請假回津的陳曾壽寄來的“封奏”中的一段。來自京津的類似的封奏還有好幾件，都曾引起過我的無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當“執政”一年期滿，如果關東軍不實行帝製，我是可以辭職不幹的。胡嗣瑗和陳曾壽早在滿期前兩個月，就勸我催促關東軍履行前約，他們認為關東軍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會接受帝製要求的。我沒有照他們的辦法去將關東軍的軍，我早已沒有這樣的膽量，而且萬一關東軍讓我辭職，我能到哪裏去呢？所以煩惱歸煩惱，對關東軍的順從還是要順從。
在將近我就職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會見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帝製的問題現在日本還正研究著，意見尚未一致。據他看，到時機成熟時，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聽了他的話，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麽辭職不辭職的事了。
比我還著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陳曾壽之外，鄭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這件事。鄭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陽節寫過一首詩道：“雪後重陽夕照明，高台縱日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報老翻教歲月輕，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他不僅要在滿洲行帝製，還想著回燕京，實現“後清”的幻想。熙洽不隻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職一周年時還有實際行動，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鶴皋的，借長春一個小學校的地方召集了一個五百多人的會議，到會的有滿族“遺民”，也有前東三省國會議員，在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請求實現帝製的決議。這個會沒開完，叫日本憲兵給衝散了。但是關東軍司令長官倒也沒發脾氣，卻找了他去解釋說帝製非不可為，不過是時機未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