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響和遺老們十幾年的教育的基礎上，又有了到東北後不到一年的訓練，我已被造就成了一個完全的軟體動物，已弄到了離開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為了虛假的自欺欺人的尊嚴，為了保住一條性命，為了“重登大寶”的幻想，我隻有依附在關東軍的皮靴上。一九三二年國際聯盟派了一個調查團到東北，曾經引起鄭孝胥父子發生過把東北變成國際共管的幻想，我卻連這種幻想也沒有過。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一再電致張學良，指示了“為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國民黨員大會上說要“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所謂“國際公理”，照他說就是在國際聯盟這兒。九月二十一日國聯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辦法，使危害國際和平之局勢不致擴大”的請求，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或譯理事會）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國聯派中立委員會到滿洲調查的意見。國聯在開了許多次沒有結果的會之後，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決議組織一個調查團，到東北調查“中日糾紛”的實情，並向行政院提出報告。這個報告自然要包括解決“糾紛”的意見，也就是蔣介石所宣傳過的要等待的“公斷”。
調查團由五國委員組成，即英國的李頓爵士、美國的佛蘭克洛斯·麥考益少將、法國的亨利·克勞德中將、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國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團長是李頓，所以當時又被稱為李頓調查團。與調查團同行的除了一批秘書人員和專家之外，並有中日雙方各派委員一名協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駐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國是前外交總長顧維鈞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