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十四年奴隸生活的東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淚賬，都在我“裁可”的鎮壓人民的偽滿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犧牲。起初，日本人根據這些法令所製造出的慘案，我還聽不到，因為鄭孝胥、張景惠向來對我不談這些，關東軍司令和我的禦用掛吉岡安直更絕口不提。我從他們嘴裏聽到的和“滿洲國通信社”的新聞一樣，都是“王道樂土”的描寫，或者“掃**胡匪的赫赫成果”的報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前夕，日本軍閥需要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來為新的戰爭掃清道路了，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關東軍不但不想再瞞我，而且有時還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淩升案就是一個例子。淩升是蒙古的貴族，前清蒙古都統貴福的兒子，他做過張作霖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的顧問，是第一批投靠日本關東軍的“滿洲建國元勳”之一。偽滿劃東北為十四省時，他是第一任的興安省省長。這年他剛和我結成親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兒子訂婚）不久，我忽然聽說他被關東軍捉了去。是什麽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盤算著是不是可以向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打聽一下，植田卻先找我來了，他像談論天氣似的那麽平常地對我說：“前兩天關東軍特務機關處理了一個案子，這個人皇帝陛下大概記得，是淩升，他勾結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國）圖謀叛變，關東軍已經將他正法了。”
“已經正……法？”我嚇了一跳，疑惑我耳朵聽錯了。他的翻譯官連忙重複一遍：“正法，不錯，殺了。”植田也獰笑一下，點頭說：“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應該殺一儆百！”
我嚇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吉岡的意思，告訴人趕快把說好的這門親事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