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來說，吉岡安直必定是個好人才，因為他確確實實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順。到了後期，也就是他把天皇與我的關係說成父子關係以後，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麽專製獨裁的妄想，而且逐漸學會了逢迎諂媚。
“七七事變”後，日寇每攻占一個大城市，吉岡必定來向我宣傳一番“大日本皇軍赫赫戰果”。每次說完，必定繃起了那張由顴骨撐起來的臉皮，麵向南方站起來，念念有詞：
“為聖戰而死的忠勇武士，嗯，應該致默哀！”
說罷，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後閉眼低頭。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樣子做。
到了武漢淪陷的時候，我已被他訓練得不等他下命令，就會主動先站起來，向南深深一躬，低頭閉眼。
從這次起他又給我添了功課。他指示我給攻占武漢的大劊子手岡村寧次親筆寫祝詞，讚頌他屠殺的功績，祝他“武運長久”。以後幾乎每當日寇占領一個城市，每當又有數以萬計的同胞遭到屠殺和奴役的時候，我都要給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賀的電報。
這些恭維諂媚的辭令，還充斥於每一次的“皇帝詔書”中。這種“詔書”，不但是進行奴化思想宣傳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來鎮壓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據。東北人民任何一種即使是消極的反抗，都可以借口違犯了“詔書”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這樣作用的“詔書”，主要的有四個，第一個是我第一次訪日回來的“回鑾訓民詔書”。這是由偽滿國務院總務廳長遠藤柳作授意，由鄭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極以來，亟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聯歡，以伸積慕。今次東渡，宿願克遂。日本皇室，懇切相待，備極優隆，其臣民熱誠迎送，亦無不殫竭禮敬。衷懷銘刻，殊不能忘。深維我國建立，以達今茲，皆賴友邦之仗義盡力，以奠丕基。茲幸致誠悃，複加意觀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愛，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親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誠意為國，故能安內攘外，講信恤鄰，以維持萬世一係之皇統。朕今躬接其上下，鹹以至誠相結，氣同道合，依賴不渝。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務遵朕旨，以垂萬。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