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間。我共計出庭了八天，據說這是這個法庭中的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那些天的法庭新聞，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獵奇為能事的報紙上的頭等消息。
證實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說明日本如何利用我這個清朝末代皇帝為傀儡以進行侵略和統治東北，這是我的作證任務，也是檢察官要解決的問題。
被告日本戰犯們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所作的努力，是要從質問中取得相反的證言，以證明我不是個傀儡。這種努力當然是失敗了。
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證來，仍然感到很大的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我確實說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惡事實，但是為了掩護自己，我又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罪行有關的曆史真相。
例如，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以我為首那個集團的秘密勾結，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開始了的，日本人對我這夥人的豢養、培植，本來也是公開的事實。“九·一八”事變後我這夥人的公開投敵，就是這場長期勾結和豢養的結果，這是帝國主義進行侵略活動的慣用手法之一。但是，我為了擺脫自己，把這一切都回避了。
不僅如此，我還力圖把我曆史道路上的幾個關鍵事件，歪曲成為我希望別人能相信的那個樣子。例如，我到東北，是被強迫的；我出任“執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備將來“裏應外合，收複失地”，等等。
外國的帝國主義和裏邊的反動勢力的勾結，就和任何黑幫搭夥一樣，內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語說，“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這類衝突，說成好像是善與惡的衝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幾次表現了激動。談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一個日本律師向我提出，我攻擊了日本天皇的祖宗，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猶憤憤不已。提起了譚玉齡之死，我把自己的懷疑當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實，並且悲憤地說：“連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固然，這裏麵有我的（雖然純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時我也願意人們把我看成是一個被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