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學習，我的思想根本不起變化，認罪自然更談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的麵前，我是犯有叛國罪的。但我對這個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懲罰，隻看做是一種命運的偶然性的安排。“強權就是公理”和“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就是我那時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該負什麽責任，當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麽思想，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麽思想必須改造。
為了爭取擺脫受懲辦的厄運，我采取的辦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決定我命運的是蘇聯，那麽，就向蘇聯討好吧。於是，我便以支援戰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為由，向蘇聯獻出了我的珠寶首飾。
我並沒有獻出我的全部財產，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來。在獻寶之後，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進一個黑色皮箱的箱底夾層裏，後來還剩下一部分，無法再裝進去，弄得不知怎麽辦是好。我對蘇聯人說過我獻出的是我的全部財產，我恐怕蘇聯人發現我說了瞎話，又怕別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實在沒處藏了。連肥皂裏都已經塞滿了。最後我決定，把它扔掉。
有一天，蘇聯的翻譯和一個軍官走進了我們的房間，手裏舉著一個亮晃晃的東西向大家問道：
“這是誰的？誰放在院子裏的廢暖氣爐片裏的？”
大廳裏的人們都過去看，看出軍官手裏的東西是一些首飾。有人便說：“這上麵還有北京的銀樓的印記呢，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我立刻認出來，這原是我叫侄子們扔掉的。這時他們都在另一個收容所裏，我也就不去認賬，連忙搖頭道：
“奇怪，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不料那翻譯手裏還有一把舊木梳，他拿著它走到我跟前說：
“在一塊還有這個東西。我記得，這木梳可是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