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徹底放下架子。
從赤塔到伯力，從伯力市郊到城裏，我始終是和弟弟、兩個妹夫、三個侄子和一個傭人在一起的。我們這“一家人”住處是和別人分開的。到伯力之後，收容所裏沒有蘇聯姑娘做服務員，就由家裏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洗衣服。不過我還算有點自知之明，不讓他們再叫我皇上了，他們就用“上邊”兩字代替了那個稱呼。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從樓上下來，想在樓下散散步。樓梯底下椅子上坐著一個人，見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這人我認得是偽滿的一個大臣。我心裏很生氣，為什麽連個禮也沒有了？從此，我就不想下樓了，終日在樓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來。我每天大部分時間用在念經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剛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還有大悲咒，飯前的往生咒等等。
我自己不但不幹活，還不願意我家裏的這些人給別人幹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飯時，給大家擺台子，叫我給禁止住了。我的家裏人怎麽可以去伺候別人！
後來，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我家裏的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裏去了，剩下我一個，被調到跟其他漢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還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我的嶽父自告奮勇，願意伺候他的女婿。於是，我們這兩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地湊到一起了。更丟人的是，我連衣服也讓嶽父來洗。後來，自己覺得有點不大對勁兒，自己也洗一點兒衣服，但他依然要搶著代勞。在蘇聯的五年，每逢過舊曆年包餃子吃，第一碗還是要先盛給我吃……
總而言之，我的架子總是放不下來，我的生活方式總是和別人不能一樣。那時，蘇聯的工作人員，曾誘導這批寄生蟲做些輕微勞動，先從自己管理自己，從打掃住處講衛生開始，但並沒有要我也去做。我為了討好，有一次也自動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個蘇聯人員看見了，笑道：“好啊，連溥儀也幹活了！”我聽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覺一些，還能更多放下點架子，這對我思想是會有好影響的。但是我的動機既如此不純，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來又是如此不情願，所以，我家裏的人一從另外的收容所轉送回來，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複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