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首長講過了話，讓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過了不久，所方叫我們偽滿戰犯每人寫一份自傳。
我根據自己的“知識”，對自己解釋說，這就是審判前夕的調查。
我原先認定不容分說就殺頭的想法是沒有了，這時我又猜測我的最後命運，大概還要經過審訊來決定。對於審問，我倒是早有了現成的一套。
到達哈爾濱的那天，剛走下汽車，還沒有進監房的時候，我的侄子子顯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聲在我耳邊說：“還是在蘇聯的那套說法！”我微微點了點頭。
在蘇聯時，我曾經給蘇聯內務局寫過一個“陳述書”，敘述了我一生的經曆。這個經曆是寫得非常不老實的。我隱瞞了早在偽滿成立之前，我在天津當“寓公”時就勾結日本軍閥圖謀複辟的事實，我把自己到東北說成是被土肥原綁架，隱瞞了我自願前往的真相。關於前者，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在東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過的我寫的親筆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認了它，一直也沒向蘇聯政府承認這件事。關於後者，社會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綁架到東北的傳說，我也就將錯就錯說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偽滿十四年的處境，說成是完全處於日本人的擺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慘。關於我對日本人的諂媚，對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經過這樣粉飾，“陳述書”中的溥儀，就成了一個完全受命運捉弄而自己無能為力的可憐的傀儡了。
這個“陳述書”裏的曆史，是我對外一貫的發言基礎，也是我的家裏人們對外的統一說辭。事實上，他們對我的底細都很清楚。從十四歲起就從北京跟隨我的李燾一直沒有離開過我，我從天津動身到旅順之前，是他給我準備的行李，我坐上汽車從大門溜出來，他在旁看見。我到旅順之後，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長春時代對仆役們的凶暴無情，他自己就挨過我不少打。我的三個侄子在長春“內廷”做學生的時候，等於是我的仆役，他們知道，也聽我說起過我與吉岡和日本人的來往情形。我的兩個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長春時，我有的事情還願意和五妹夫康慶商量商量。南次郎手裏的那塊黃絹，我在蘇聯就告訴過他，那確是我親筆寫的。我掩蓋起的主要曆史問題全在家裏人的肚裏，他們雖然到了蘇聯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動不動挨我罵，特別是三個侄子和李燾動不動還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圍跪在我麵前互相打嘴巴，但他們仍對我忠心耿耿，為我掩飾，連對他們的虐待侮辱也對外諱言。他們給我處理珠寶，替我偷偷銷毀，連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這就可見他們對我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