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上了這份自傳，心中並不寬鬆，因為我知道光憑我的公開曆史，也足夠我戴上頭號漢奸的頭銜。我在等待著起訴。
我們監房的鐵欄門外麵，有一個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裏站立著。監房前後欄外，各有一條甬道，看守人員不時地從甬道上走過。我一會兒偷看看崗台上的哨兵，一會兒偷看看走過的看守員，努力想從他們臉上看出點什麽氣候來。如果來了所方的管教人員（這是慢慢才分辨出來的，他們不像看守員輪流換班，經常坐在甬道的一頭，而是偶爾出現的），就更加緊張和留意。
在提心吊膽之中，我不斷地絞著腦汁，尋思著討好所方的辦法。在當時，犯人想討好、想表現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徑也離不開兩條，一條是學習上裝進步，另一條是在值日勞動上充積極。那時已經恢複了報紙的供應，最初的學習是讀報，表現的方法也就是大聲地讀。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輪到誰讀，誰就盡力放大嗓門，這個監房讀得響，那個監房就更響，表現積極就成了比賽嗓門，越喊越響，好像一大群蟈蟈似的嚷成一團。直到看守員不得不過來幹涉，人們才讓自己緩一口氣，暫時放低了聲音。可是過了一會兒，又逐漸變成了喊叫。
值日勞動，在撫順的時候我沒有幹過。從我侄子們和我分開房間之後，我忙自己的事已夠頭昏眼花的，加上我從心裏看不起勞動，伺候別人我更不願意幹。所以，在所方剛一規定這種製度的時候，我簡直非常為難。這天，剛要輪到我來收拾屋子、掃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賈科長來到了我們的監房裏，向同屋的犯人說：“溥儀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幹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說。每頓飯吃完，我連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偽大臣，對我還有一定的尊敬，雖然已不叫我皇上，還稱我為先生，他們替我收拾碗筷，也沒有意見，我也覺得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