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輪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務之一，是吃飯的時候，把欄杆外麵的飯菜接過來。那天，在欄杆外給各房送飯的，是對我最好的一個侄子——真瑞。他一樣一樣地把飯菜都遞給我之後，出我意料地把一個紙條悄悄放進我的手裏。
這是監規所不允許的舉動。我忙偷偷地把它藏在自己的飯碗底下，藏好之後，這才轉過身來把飯菜轉遞給同犯們。
吃過午飯，是午睡的時刻，我躺在鋪上偷偷打開紙條。那條上寫的是這幾行字：
我們都是有罪的，一切都應當向政府坦白。我從前給您藏在黑皮箱裏的東西，您坦白了沒有？自己主動交代，政府一定寬大不究……
這個紙條所給我的震動，可以說不亞於當初乍一聽見把我送到中國的時候。
這種震動，不但包含著恐懼，而且包含著惱怒。我惱怒的是，不過一年多以前還稱我為“上邊”的人，現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員的語匯，什麽有罪咧，坦白咧……拿來教訓我。我恐懼的是，我所擔心的、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家裏人的“叛變”，終於出現了征兆。
我不由得不回想這一兩年間，我這個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麽變化。認真地一想，這種變化就一個比一個更帶有威脅性。
最早令我感覺到的，是樓下住著的這些年輕的小家夥，總比樓上偽滿那些老家夥話多，有時隔著籠子和看守員呱啦呱啦說起來沒完。鐵籠子的建築是這樣，樓上下說話可以互相聽見。有一次，他們談起了剛回國時的害怕心情，談起每個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話，還笑個不住。這是他們離開我身邊之後，開始無拘無束的表現。他們這種輕鬆的心情，讓我發生了不快之感。
一九五〇年過第一個春節的時候，所方給我們組織了文娛活動，除了玩撲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們自己也演了一些小節目，如京劇清唱、說快板之類。在節目中間，有一個引起我驚奇的是，我的侄子子顯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編的破除迷信的活報劇，引起不少笑聲。他所編演的故事，暗指當時年歲大的戰犯中間普遍存在著的念經信佛的活動，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剛進監獄時，老家夥們幾乎人手一掛數珠，不學習的時候，就偷偷地咕咕噥噥地念經。我的嶽父榮源連學習時間也不肯放過。到哈爾濱以後不久，所方把數珠都收去了，我有個掛在脖子上的銀質護身佛，是蒙古一個活佛送的，也給收去了。可是我還是偷著念，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停止了這種無聊的活動。子顯用活報劇諷刺了這種活動，大大刺痛了我。這個變化比起和看守員說說笑笑來就更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