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56）
一、觀測“氣象”
一九五四年底結束的認罪檢舉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促成了我從回國以來為保護自己而建起的防線的最後崩潰。這是僅次於偽滿洲國垮台的一次崩潰。崩潰是由我這個封建小家族的變化而開始，到我對它的影響完全消失而結束。這次崩潰後的絕望程度也不下於上一次，使我最懊喪的是，我一直想站穩“自動坦白”這個陣腳，可是最後，還是在檢舉材料麵前變成“被迫承認”的俘虜。我對未來的審判更失掉了任何樂觀的想法。
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長見到我就問：
“認罪完了，新的一年又開始了，你對今後怎麽打算？”
我垂頭喪氣地說：“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處理。”
“太消極了。”所長大不以為然的樣子，“這個態度解決不了什麽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爭取改造，要好好學習，重新做人。”
改造？學習？——我心裏想，不說判我個死刑，就算判個無期徒刑吧，我還改造個什麽呢？所長就像聽見了我肚裏的話，他又說：
“在我們國家裏，對於接受改造表現好的罪犯有減刑的，也有免予起訴的。所以，問題還在於自己是不是有決心重新做人。”
我對所長的話，隻能是半信半疑。雖然幾年來的事實，證實著所長說的話，從來不曾騙過我，可是所長隻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長，他的話能代表最高司法機關的意思嗎？
對這個同一問題的關心，也不隻我一個人如此。觀測政府意圖的氣象，早已成了所有犯人最為操心的一件事（這些人都比我聰明和敏感得多了）。例如認罪開始前，報紙停發了，“聰明人”立刻斷定是有了嚴重的事情在等待著我們。又如認罪後，又來給我們量棉衣的尺寸了，他們立刻判斷出政府一時不會對我們處理。給我們注射霍亂防疫針了，所方人員給我們講夏季衛生了，他們又首先流露出舒暢的心情，當然，這不是由於健康上有了保證或者是因為長了什麽衛生知識。冬天用舊報紙糊窗戶縫時，有人從一九五一年舊報紙上看到了張海鵬被鎮壓的新聞，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佑的家產被沒收的消息，於是一九五五年有幾天好的氣候，又被一九五一年的晴雨表弄得陰雲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