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方的反複動員，訊問員耐心的談話，政府給安排的充裕的考慮時間，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長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變化，以及所方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這一切一切，竟仍然還不足以震動到我心靈的最深處，還沒使我自動剝下最後一層皮，把那一堆垃圾情願拋棄掉。
但是，風暴畢竟是風暴。
檢舉認罪進入了最後定案的階段。十二月二十五日這天，我又被叫到兩丈見方的訊問室裏。青年訊問員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麵前，照舊是平時那種平靜的聲音對我說：
“這是別人對你的檢舉。你認為對的，就在上麵簽字；認為有出入的，就寫上你的意見；認為不對的，你可以指出來，可以不簽字。一時記不起來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態度。總而言之，實事求是。”
我懷著鬼胎，接過了檢舉材料，一頁一頁地看下去。偽大臣們的檢舉，都是那些公開的、作為偽滿洲國政權所執行的那些罪惡的政策法令和它給國家人民造成的損害。對這些，我是有足夠精神準備的。但是，我的家裏人的檢舉，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作了交代的之外，我竟發現原來還有我料不到他們會知道的事。我先看的是妹夫康慶寫的，在“我參加溥儀的活動”這一小題之下，第一條便是：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入宮見溥儀，他正在寫一紙條（這時外麵正有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等候接見），溥見我即出示所寫的紙條，內容是令全滿軍民與日軍共同作戰以擊潰來侵之敵人（指蘇軍），問我有無意見，我答已隻有此途別無他策……
我竟然把征求過他的意見的事全忘了！我加以否認嗎？那就更糟。連我也看得出來，康慶的檢舉是很老實的，凡是他自己有責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諉，也一並交代清楚。連我不曾檢舉他的都寫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