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九五四年的認罪算做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潰，那麽，一九五五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潰的境界中。這是進入激變狀態的舊思想體係——以奉天承運的自我認識為核心的世界觀的崩潰。這是終究不可避免的，對我來說也是痛苦的曆程。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痛苦，也不會有新生的萌芽。
我是個什麽人？——這樣的問題，在我變成囚犯之前是不會產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個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懷疑我是個奉天承運的天生聖人，我是文殊師利菩薩降世，我是一切的統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國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對人們最有意義、最重要的。到了偽滿時代，雖然日本人的限製和擺布也叫我氣惱，但另一方麵，畢竟日本人也承認我是皇帝。在偽滿臨崩潰的前夕，當我擔心日本人把我踢開以至害怕殺我滅口的時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對自己的迷信有過懷疑。我這“奉天承運”的文殊師利菩薩的肉身是不是逆天悖運，會不會昏天倒運呢？我這“聖天子”何以不見“百靈相助”呢？由於關東軍的司令官畢竟還稱我為陛下，加上我還有佛經、乩壇這類東西，還能維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緊要的關頭上，素不相識、毫不了解的蘇聯紅軍自天而降，把我從吉岡安直手裏救了出來，我還看做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靈護助。後來，我對共產黨人略有了一點了解，了解了它是無神論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靈為什麽安排了無神論者來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無限大的神靈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況我的派頭還能維持著，犯人們對我還畢恭畢敬，過年我還能吃第一碗餃子。尊嚴的維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維持。
回國之後，特別是恐懼心越強、求生欲望越大，對寬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產生的時候，我這才發現了一個纏攪不清的問題：我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薩聖人向誰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寬大政策。我感激誰不殺之德呢？是無神論者。一切神佛百靈全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又算個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