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參觀和會見親屬之後，六七月間我到了沈陽，為審判日本戰犯而去軍事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著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戰犯。絕大部分是在撫順，少部分在太原。在撫順的都是從蘇聯押解過來的關東軍俘虜，是和我們差不多時間送過來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間，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沈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免予起訴，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沈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裏見過。其中的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講壇上看見過的。他和偽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因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為徒刑二十年。[32]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朝鮮戰爭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這都是一百多年以來沒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了！這個地點也很巧，是在沈陽的北陵，是埋著我的祖先皇太極的地方。但這件為祖先揚眉吐氣的事並不是我這個子孫做的……
在誌願軍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還沒有這樣強烈地感受過。那時，擔憂的心理占了上風，我隻看到了這次改朝換代與前不同，看到共產黨占的是鐵打江山，我那時隻想到自己的命運除了從共產黨的手裏去討求外，別無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已不是什麽憂慮，而是從來沒有過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隻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時說了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