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早就發生著的、在一切方麵表現著的變化，從前在我眼裏不過是些不相關聯的、一個個孤立著的現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這才看它們原來是彼此呼應著，奔向同一個大海的激流。我雖然還不能理解它，但已經感覺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衝擊下，一切都要變。如果說從前我是在不自覺中隨波逐浪，那麽，現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變，別無出路可走。任你是誰，任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隻要不想碰壁，你必須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時的我對我妻子的態度，就是出於這種感受的結果之一。
在蘇聯時，從溥傑的妻子來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後不久死在長春的消息，以後又從這同一消息來源聽到李玉琴結了婚的消息。這些消息引起過我一陣悲哀，又都輕輕逝去。我對個人命運的憂慮遠超過了對親人生死的關心。以後幾年一直沒有聽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來，那個最後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緒的，悲哀也次於不快，隨即又當作一件已經了卻的太虛公案，又輕輕讓它在心裏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們的學習組長老普從學委會開會回來傳達：所方允許我們和家屬通信。這個消息激**了每個人的心。各號都開起了熱烈的小組會，小組會上每個人表示了對政府的感激——特別感激的是政府連失掉通信處的，不明下落的家屬都給做了調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這是我僅有的親人了。在我正握筆作書的時候，管我們學習的李科員（就是被我們稱為學習主任的）走進監房裏遞給了我一張紙條。
“你的妻子的地址給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還等著你哩。”
李科員微笑著。這個年輕的大高個子端正的臉上總帶點微笑。這種笑容總好像在說：“一切都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