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數上的劣勢，有情報上的先機，王守仁當即調遣商船排列陣勢，揚旗鳴鼓，偽裝成官軍水師**寇平叛的作戰姿態，直衝流賊陣營。數百流賊猝不及防，一下子慌了手腳，紛紛在岸邊拜服，高呼自己隻是受饑荒所迫的流民，不敢作亂，隻企求官府賑濟。
這些話即便隻是權宜脫困的手段，王守仁此時此刻也隻能順水推舟，以假為真。他將空城計唱到極致，施施然泊岸下船，遣人宣諭賊眾，數百流賊竟這樣恐懼散歸。於是是年正月十六日，王守仁順利抵達贛州，正式開府辦公。
萬安的遭遇似乎使人覺得所謂流賊不過是些無組織、無紀律的饑民，隻要開倉賑濟便可以輕易招撫，如果動用武力，那更是指日可下了。
但是，當地的亂象遠沒有這樣簡單。
今天在大城市裏養尊處優的讀者很容易有一種感覺，即相信貧窮天然具有一種道德力量，弱勢群體天然就值得同情。《悲慘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讓是一個很具有典型意義的“貧窮的犯罪者”，但倘若雨果不是以悲天憫人的姿態俯視人間，而是出身於倫敦東區之類的地方，他眼中的悲慘世界絕對會是另一種顏色。甚至他很有可能會發出米蘭·昆德拉式的感慨：“我要告訴你我一生最悲哀的發現：那些受害者並不比他們的迫害者好。”（《為了告別的聚會》）
依古代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相信“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平民百姓往往“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的隻有士人階層。知識分子對普羅大眾既有責任和義務，同時也有著很強的戒備心理，因為後者不僅“喻於利”，還有“比而不周”的特點，喜歡抱團紮堆，而越是抱團紮堆便越是窮形盡相。
正如勒龐在群體心理學的開山之作《烏合之眾》裏所揭示的那樣，道德會在這樣的群體中迅速失效，而群體的某些特點，“如衝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等等，幾乎總是可以在低級進化形態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婦女、野蠻人和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