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任伊始，王守仁便在途中遇到了一次驚險。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走水路，沿贛江至江西萬安，忽然遇到數百流賊沿途劫掠，商船不敢前行。官船是進是退，瞬間成為一個不得不解決的棘手問題。
萬安素以民風剽悍著稱，一支數百人的隊伍很可能有驚人的戰鬥力。家族舊事仿佛重演：洪武年間，王守仁的曾祖王綱被水寇截舟羅拜，硬逼這位朝廷專員入夥，王綱隻是罵不絕聲，落到求仁得仁的結果。其子王彥達羊革裹屍，千裏迢迢歸葬禾山，王守仁有案可查的家族史正是由此開始的。
王守仁所要應對的局麵，無論如何都比曾祖王綱當時更有幾分優勢。雖然眼見得是一場寡不敵眾的遭遇戰，但自己這邊在情報上先了一步，因此便有了以智計取勝的機會。在此之前，學者身份的王守仁再三教人“立誠”，但局勢變了，“兵者，詭道也”，行軍作戰總是要靠“陰謀詭計”的。
以最傳統、最嚴苛的儒家標準來看，戰爭非但不是詭道，反而是正大光明的榮譽之道。這是僅屬於封建社會的傳統，當時武士階層屬於貴族階層，戰爭既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貴族的打法受到一係列榮譽標準的約束，受到鼓勵的是麵對麵公平交手、追殺時不為已甚的分寸感，以及種種在後人看來迂腐至極的東西。歐洲所謂的騎士精神，日本所謂的武士道，都是一樣的。
而當禮崩樂壞、封建社會解體，榮譽迅速讓位於功利，平民階層迅速躥升，戰爭可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用商鞅的話說，“事興敵所羞為，利”，即戰爭是一項搏下限的事業，贏家屬於最沒節操的那一方。（《商君書·去強》）這種時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仍然抱持著傳統騎士精神的貴族們一個個成為騎士精神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