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時發出一句龍場的追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倘若孔子、孟子處在這個處境，他們會怎麽做呢，他們會頒布保甲、連坐的政策嗎？
孟子其實很明確地回答過這個問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換作康德的表述方式：“仁義也好，人命也好，都隻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為了所謂‘更大的善’而犧牲無辜者是不道德的。”
王守仁不熟悉康德，但肯定熟悉孟子，何況保甲、連坐在儒家視野裏分明屬於暴秦之苛政，是儒家的死對頭商鞅搞出來的法家路線，儒家怎麽可以這樣呢？讓十家互相監督，這會使儒家推崇的睦鄰關係**然無存，就算因此贏得一時的戰爭，而深深敗壞了的世道人心百世都難以恢複。
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可想而知會有如此這般的反對意見。
而反觀法家經典，《商君書·說民》旗幟鮮明地提出以奸民治民的理論：“鄰裏親睦友善，這就會彼此遮掩過失，所以表彰良民隻會對國家不利；而使民眾彼此疏遠、互相監督的話，他們越奸就對國家越有好處。”
法家治國，標榜的是編戶齊民，全國百姓隻是一盤散沙，彼此小心防範，隻會揭發、檢舉而不會團結，全無凝聚力可言，這才最便於集權君主的統治。毛澤東有詩說“百代都行秦政法”，散沙精神和麻將精神於是成為兩千多年來最深刻的國民性。儒家的經典方針是修齊治平，以由己及人的感化力量為核心，表彰的是宗族聚居的親善睦鄰的生活方式。所以王守仁的十家牌法無論怎麽看，都在和儒家唱反調，都在與法家名人中最為儒者所不取的商鞅站在同一條戰線。
雖然自宋代以來儒家陣營裏總是有王道和霸道的對壘，朱熹當時就迎戰過事功一派的陳亮、葉適，即便是以富國強兵為主張的事功派儒家，所推崇的也不過是齊桓公、晉文公、漢武帝、唐太宗，誰也不曾墮落到商鞅那裏。王守仁在講學過程中也屢屢提及王霸義利之辨，連事功派的霸道主張都不以為然，然而他真正做起事來竟然是純正的法家路數，這真有一點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