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班師，終於還了江南百姓清淨。隻要官府不生事，民間總能從瘡痍中迅速恢複活力。以黃老學派無為而治的思路來看，管得好不如管得少。
長籲了一口氣的王守仁更不願多生事端，於是巡撫衙門又有了書院的氣象，天下學人仰慕他的事功與學術，前來求師問道的人絡繹不絕，即將在陽明心學的傳承過程中大放異彩的王艮就是在這個時候遠來拜會的。
王艮的身份很有些特別，他原名王銀，出身於泰州的一個鹽工家庭。明朝實行食鹽專賣政策，鹽場工人有專門的戶籍，稱為灶戶。灶戶和軍戶一樣，世襲不但是權利，更是義務。明代中葉以來，政府對食鹽的控製略有放鬆，灶戶在完成國家指標之後，如果還有餘鹽，可以拿出一部分來自行銷售。王銀的家庭就是這樣，父親煮鹽、販鹽，在貧困的日子裏掙紮，王銀草草讀了幾年私塾，從十一歲上便在父親身邊幫工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王銀就是一個例子。
王銀二十五歲那年，販鹽經過山東，在夫子廟前忽然受到震撼，慨然自語道：“孔子也是人，我也是人，聖人一定是凡人可以學成的！”世界的迷霧從此豁然開朗，他開始了一種半工半讀的生活，煮鹽、販鹽依然如故，但懷裏總揣著《孝經》《大學》《論語》這些典籍，得空便鑽研，一有機會便向別人討教。
儒學早已發展為一門博大精深的學術體係，一個“工人家庭”的孩子半路出家，靠野狐禪式的自學堅持下來，注定會和知識分子的主流群體格格不入。王銀當時的角色，很像今天所謂的“民科”，懷著發明永動機的高遠理想，在無人理解的孤獨裏負重前行。
我們對照中年之前的王守仁與王銀，會發現他們的治學理論幾乎如出一轍，但不同的出身決定了他們不同的命運：王守仁雖然“標新立異”，但在世人的眼裏，他至多隻是“體製內”的另類分子，是可以用“體製內”的語言溝通的人；王銀卻是“體製外”的“孤魂野鬼”，從方法論到專業術語都自成體係，與“體製內”的學術扞格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