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價值一元化的古代社會，人們並不容易發現良知理論的問題所在，何況儒家哲學的整座大廈都建立在“人性本善”這塊不甚可靠的基石上。
王守仁揭櫫良知，雖非創見，在當時而言卻有很強的針對性，所以立即一石激起千重浪。明代八股取士，奉朱子理學為圭臬，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多，真正用心體會書上道理的人少。評判一件事是對是錯，隻會機械地對照書本上的條條框框，這種風格以現在的話說就是形式主義加教條主義。於是多數知識分子對儒家經典都采取了陽奉陰違的策略，隻拿它們當作獲取功名利祿的手段罷了；另一些知識分子發展出了滅絕師太一般的性格，以食古不化的執拗和苛刻來應對這個活生生的世界，從不覺悟“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良知”的殺傷力在於，它一旦在心中明朗起來，那麽無論孔子如何說、孟子如何說、四書五經如何說，都不再是絕對的標準了，依從良知來做判斷才是最簡易直截的辦法。聖賢之言有些會錯簡、闕文，有些隻是針對一時一事而感發，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有些會因為語境的隔閡而變得不易理解，但這都不重要了，我們與其字斟句酌地在故紙堆裏探尋聖人的真意，倒不如直接讓自己心裏的良知來做主張。
良知人人都有，而且所有人的良知都是高度一致的，這就是陸九淵所謂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隻要同樣發乎良知，那麽所有人對同一件事的道德判斷當然會是整齊劃一的。萬一有人看法與眾不同，要麽他的良知，即天理，仍處在被人欲遮蔽的可悲狀態，竟然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要麽他就是居心叵測，故意顛倒黑白——當然，後者也是一種良知被人欲遮蔽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