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種成敗之心，王陽明稱之為“將迎”。《傳習錄·下》有一段問答：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去思慮，隻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隻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隻著在事上茫茫****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隻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1)
孔子和周公這兩位儒家聖賢都是思慮深沉的人，而在王陽明看來，他們所思慮的並不是具體的事情，而是“致良知”的功夫。用今天的話說，譬如周公和孔子處理國政，正麵臨一起很棘手的國際爭端，他們不會僅僅從技術層麵上設想解決方案，以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計得失成敗地應對難題。哪怕良知告訴自己隻有某種損害國家利益的辦法才是唯一合乎道義的解決方案，他們也會欣然照做。（事實上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在那個標準意義上的貴族世界裏，道義原則確實每每被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是今天我們這個平民社會很難理解的事情。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我的另一本書：《治大國：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
倘若僅僅在技術層麵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那就不免會摻入毀譽、得喪、人欲的成分，距離天理、良知也就遠了。譬如還是在那一場國際爭端裏，如果你試圖尋找一種利益最大化的解決方案，自然就會患得患失，這是無論如何也保持不住平常心的。
以平常心處理國政，在儒家經典裏不乏經典案例。譬如《左傳·昭公元年》，諸侯在虢地會盟，其時晉國和楚國是國際政局中兩個勢均力敵的超級大國，很有20世紀60年代美蘇冷戰的架勢。晉國大夫祁午勸諫本國總理趙文子說：“上一次在宋國的會盟，您代表晉國，子木代表楚國，結果楚國壓倒了晉國。子木是個守信君子，尚且以欺騙手段占了我們的上風，這一屆的楚國執政大臣公子圍是出名的不講信用的人，您如果不格外提防，一定會重蹈覆轍。楚國如果再次壓倒晉國，就是晉國的奇恥大辱。”趙文子淡淡答道：“當初宋國的會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愛人之心，所以楚國才占了便宜。如今我的愛人之心依然未改，今後還會一以貫之，楚國不足為患。這就好比農夫種田，隻要勤勞耕作就是了，雖然一時會遇到災荒，但一定會有豐收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