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元年（1522年），已是知命之年的王陽明居越服喪，從此過了六年“百戰歸來白發新，青山從此作閑人”的散淡日子。任憑朝廷裏新君即位，“大禮議”事件沸沸揚揚，他隻是聚眾講學，不問其他。仰慕者不斷從全國各地匯集到王陽明身邊，其中不乏某些懷有特殊目的的人。
嘉靖四年（1525年），一位名叫張思欽的陝西儒生南下數千裏，專程拜訪王陽明，懇請後者為自己剛剛去世的父親撰寫墓誌銘。對王陽明而言，這也算是名人注定要承受的諸多苦惱之一吧。我們今天會在王陽明的文集裏看到大量或情願或不情願的應酬，畢竟總是有人不介意去麻煩別人的。在王陽明的時代，墓誌銘幾乎已成為一種流行的陋俗，比八股文還要程式化。平常人家哪有那麽多豐功偉績可以歌頌，受孝子賢孫所托的文人墨客在隔靴搔癢的姿態下又怎能寫出多少感人的真摯呢？
撰寫墓誌銘真是何等費心費力、臨深履薄的事情，王陽明當然有十足的理由推辭。但張思欽既然為了這件事情不惜跋山涉水數千裏，顯然懷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之心，不達目的不肯罷休。我們可以輕易預見的是，王陽明終於被感動，或者終於不勝其煩，滿足了張思欽的願望。但是，事情的結局相當出人意料，王陽明隻用一番話便打消了張思欽的執念，還使這位孝子心悅誠服地成為自己的門生。
王陽明的大意是，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希望借我的文章來使自己的父母永垂不朽。這份孝心固然可嘉，卻還可以再推進一步，若想揄揚父母的聲名，與其托之於他人之手筆，不如托之於己。子為賢人，父母便是賢人之父母；子為聖人，父母便是聖人之父母。今天我們知道叔梁紇的名字，豈不因為他是孔子的父親嗎？（《書張思欽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