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明哲保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策略。
大權獨攬時的曹操寫過一篇《讓縣自明本誌令》，詳述自己自青年以來誓為漢朝忠臣的政治抱負，如今麵對洶洶物議，願意辭讓朝廷給予的邑土賞賜，向世人表示謙恭的姿態。但在文章末尾，曹操毫不掩飾地說：“要想讓我上交兵權，這絕對不行，我隻擔心一旦失了權柄就會被人所害啊；我既為子孫的安危著想，也曉得我個人的敗亡會導致國家的傾危，故此絕不肯慕虛名而處實禍。”
政治就是這樣殘酷，人一旦踏入政壇，樹敵幾乎是必然的事，這不是主觀意願能決定的。即便在相對和平的局勢下，譬如蘇軾，隻因為和舊黨元老淵源深，所以哪怕他什麽事情都不做，什麽意見都不講，也自然會被當作舊黨的一員，成為新黨的敵人。
士大夫一旦失去權柄和盟友，能否善終除了運氣，就要看政敵的心胸和手段了。
對王守仁而言幸運的是，楊廷和一黨畢竟不是當初江彬、張忠、朱泰那樣的人，更不至於使出劉瑾和寧王的手段。知識分子間的戰爭遵循另一套章法，於是我們看到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科舉會試出了一道奇怪的題目，要考生寫一篇對心學的評價。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顯然執掌大權的程朱學派要從意識形態的高度對陽明心學做一次徹底的清算，至少向天下發出了這樣一個信號：“那些想跟從王守仁的人啊，你們就斷絕了升官發財的念想吧。”
這次參考的舉子有不少王門弟子，何去何從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其實無論何去何從，在儒家係統裏都能找到理論依據，即便是屈從人意，寫一套口是心非的答案，也大可以說這不過是一種權變，忍一時便可以取得功名，取得功名便更有機會將陽明心學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