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一個龐大的社會，利誘往往會比威逼有效許多。
宗教問題無疑是所有社會問題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們在歐洲曆史上看到太多由之而來的戰爭與清洗，在今天看上去實在微不足道的教義分歧在當時都會導致無情的殺戮。但是，當伊斯蘭世界稱雄歐洲之後，宗教政策竟然寬容得匪夷所思：基督徒完全可以保留信仰，隻不過，改宗伊斯蘭教的人可以享受免稅待遇。這一政策到底收效如何呢？新的政令給出了答案：舊製度作廢，從此以後所有人都要交稅。絕大比例的人口都改宗了，已經沒有足夠的稅收來供養政府了。勞苦大眾是最早改弦易轍的群體，應了孟子“無恒產者無恒心”的斷語。
從政治角度來看，科舉考試該訂立怎樣的標準，實質上就是要訂立一個利誘的標準。唐代以詩賦取士，造就了一個繁盛得曠古爍今的詩歌時代，此即一例。但善於反思的人難免會想，難道會寫詩就會做官嗎？寫詩所需要的素質和做官所需要的素質難道有任何相通之處嗎？
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這個問題引發過極其激烈的辯論。王安石的提議是，詩賦取士導致了浮華綺靡之風，不切實用，不如改為經義文章取士；教育改革應該配合考試改革，有必要在全國各地興辦學校，普及儒家教育。
在這個問題上，王安石最大的反對派是蘇軾，其反對意見詳載於《宋史·選舉誌一》，大意歸納如下：
1. 王安石找錯了靶子，因為選拔與用人的關鍵既不在教育，也不在考試形式，而在於上級領導明鑒的眼光和認真的考核。
2. 慶曆年間已經搞過類似的教育改革，當時大家都以為太平可待，現在卻已經名存實亡了，徒然擾民而已，既然殷鑒不遠，何必重蹈覆轍？
3. 儒家的德治原則是上行下效式的，統治者修身以格物，為萬民做表率，以此來化民成俗，如果變成教條讓人學習，作為選拔官僚的標準，這會激起天下人爭相作偽的風氣——曆史一再告訴我們，國君以孝取人，則勇者割骨療親，怯者在父母墓旁結廬而居；國君以廉取人，天下人便爭相做出各種寒酸樣，窮形盡相，無所不用其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