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招忌，秀木先折，這是人類社會常見的現象。以王守仁此時的資曆、名望，若再加上新近的戰功，入閣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大禮議事件的一場洗牌，朝廷新貴們所仰仗的功勳不過是議禮罷了，雖然青雲直上，卻非樹大根深，何必讓王守仁這尊大神入朝來撼動自己的地位呢？
隻要存心攻訐，總不愁找不到借口。聖旨明明要王守仁平定思、田之亂，他卻不剿反撫，即便這可以解釋為必要的權變，但征討大藤峽、八寨的“瑤賊”可就是自作主張得過分了。朝廷的軍隊，怎可以私意支配呢？
這樣的罪名可大可小。王守仁正在兩廣忙著善後，務使“瑤賊”再無複叛的機會，朝廷裏的讒言卻如一條接一條的鎖鏈，在他全不經意的時候帶著森森的寒氣向他收攏著。議禮新貴之中，隻有霍韜憤憤然站在王守仁的一邊，以一份洋洋數千言的《地方疏》為功者言功，為罪者言罪。
霍韜奏疏中最有說服力的一點是，霍韜本人就是廣東人，“瑤賊”的禍患就是他家鄉的事情，在所有朝臣中他是最有發言權的一個。霍韜分析全國地理，說天下十二省多有平原，唯獨廣西在萬山之叢，山之高者猿猴不能度，飛鳥不能越，所以當地有諺語說“廣西民三而賊七”。山高土惡，民風凶悍，即便是良民到了那裏也會變成盜賊。這樣的地理環境，正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以“瑤賊”為害百餘年，倒也不能全怪官府無能。王守仁這番受命，即便以十分成本贏取十分功勞，就已經難能可貴了，而他僅以一分成本贏取百分功勞，難道反而有罪不成？
霍韜最後又翻出宸濠之亂的舊賬，當初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亂，可謂定亂拯危之功，是承平年代最應當得到厚賞的勳勞，但奸人譏議紛紛，功臣反而受禍，設使今後再有變亂，誰還肯為朝廷效忠？所以：“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