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洋洋數千言的上疏，隻換來世宗皇帝一句“知道了”。
皇帝究竟是什麽態度呢？是依然忌恨王守仁在“大禮議”事件中不表態，還是不曾想出妥善的安置之法呢？後者確實是許多領導者都會遇到的難題：一個明顯不和自己一條心的手下立有一件又一件奇功，若論功則必須將他升遷到權力核心，但倘若真的這麽做了，無論自己還是身邊的心腹，隻會覺得別扭。
無論如何，功勳總要獲得嘉獎，哪怕隻是小小地表示一下也好。嘉靖七年（1528年）九月初八，朝廷使者馮恩行至廣州，帶來了褒獎的聖旨和相應的賞賜：“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獎勵賞賚謝恩疏》） (14)
時年五十五歲的王守仁早已不在意朝廷的態度。皇帝的冷漠也好，朝臣的猜忌也好，到底比不得正德年間的凶險。這時他掛心的，一是自己的病情在兩廣的陰濕氣候環境下日漸加劇，二是餘姚與紹興的書院是否仍在與道日昌，三是不知家裏正憲、正聰兩個孩子成長得可好。
當初王守仁離開紹興，家事委托給魏廷豹照應，書院則由兩大弟子錢德洪、王畿主持。所托得人，按說王守仁也不必太擔心什麽。但從這一年他寫給錢德洪、王畿的書信裏，顯然最憂慮的是正憲的成長：“正憲尤其懶惰，必須痛加針砭，但親人之間很難責善，隻好勞煩師友費心了。”（《與錢德洪、王汝中》） (15)
無論聖賢、豪傑，都會在家務事上一籌莫展。當初諸氏夫人無子，正憲過繼過來不是當義子的，他的身份理應是王守仁的合法繼承人，即宗法意義上的嫡長子。無論王守仁後來有沒有生子，正憲的合法地位都沒理由被撼動，這也算是對正憲生父的一個妥當交代。但王守仁的繼室（或妾室）偏偏又生了正聰，在禮法上說，繼室是正室的繼任（如果依《年譜》的記載，張氏屬於繼室的話），所以繼室生育的子嗣當然屬於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