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恩師吳與弼不同的是，婁諒後來多有著述，對禮學貢獻最多。所著《三禮訂訛》四十卷，考訂儒家十三經裏的三部禮書，即《周禮》《儀禮》《禮記》，書雖失傳，但《明儒學案》概述了全書的主要見解：考訂《周禮》皆為天子之禮，為國禮；《儀禮》為公卿以下至庶人之禮，為家禮；《禮記》則是為《周禮》《儀禮》所做的傳注，其內容應當分附二書諸篇。
這倒不失為一家之言，隻是以今天的學術進展來檢驗，這些結論完全站不住腳。此外，婁諒還著有《春秋本意》十二篇，也能成一家之言。
從婁諒著述所選取的領域，我們其實就能看出更深層的一點意思。首先有必要說明的是，明代儒學獨重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倒沒有什麽深刻的原因，隻因為四書是儒家經典裏的入門級讀本，相對而言簡單易學，士人讀書如果僅僅為了應舉，熟讀程朱理學版的四書已經完全夠用了，而其餘學科裏，最以禮學和春秋學為難。禮學涉及《周禮》《儀禮》《禮記》三部大書，合稱“三禮”，春秋學涉及《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今天我們之所以能讀得下來“三禮”“三傳”，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清代乾嘉學者在訓詁上的努力，明朝人當然沒有這個條件，更沒有舍易取難的必要，所以禮學和春秋學在明代相當不受重視，是真正意義上的冷門學科。
那麽婁諒專攻禮學和春秋學，自然有一番特別的用意，仿佛在向世人昭示，聖賢經典不是為了舉業而存在的，不應該因為舉業的標準而有所偏廢。巧合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王守仁的故鄉餘姚一直存在著禮學傳統，王華考取科舉，所選的科目就是冷門的禮學，王守仁後來在所謂的正統學界的聲譽也正是靠禮學——而非他所開創的心學——而建立的。也正是在禮學上，婁諒與王守仁有著共同的學術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