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年（1497年），年已二十六歲的王守仁終於離開餘姚，進京和父親住在一起了。這究竟是因為成聖成賢之心並未滅盡，還是終歸屈服於世俗的壓力，需要再擺一擺應舉的姿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知道的是，這一年時局動**，邊境傳來的告急文書一封接著一封，“見獵心喜”的規律就這樣在王守仁身上發生作用了。
北疆的蒙古勢力始終都是令大明帝國左支右絀的邊患，土木堡之役甚至動搖了國本。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幾大部落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一開始還是本著遊牧民族的作戰方式四處剽掠，後來發現河套這個地方三麵有黃河為阻，水草豐茂，耕牧皆宜，於是駐紮下來了。依托這樣一個理想的前哨基地，這些弓馬嫻熟的騎手年年都要深入內地，殺掠人畜。明朝人稱他們為“套寇”，打又打不過，躲又躲不開，簡直無計可施。
比之農耕民族，遊牧民族更屬於靠天吃飯的，一旦氣候異常、水草凋零，就意味著會有大量牛羊死亡，整個部族都會陷入饑荒狀態。既然抗災害能力極差，他們自然會覺得無論掠取多少財富都嫌不夠，所以在與農耕民族的交往中，無論是和親還是開始互市貿易，任何一段和平都不會維係太久，除非他們被漢化了，開始建城定居、開荒種地。“套寇”雖然占據了河套，但隻是駐紮而非定居，仍然保留著遊牧的生活方式，所以和平注定是既不可望亦不可即的。
以今天的某種常識，似乎任何一個政權都不樂於看到鄰邦的統一和崛起，所以正確的外交策略總該是扶植弱勢者以製衡強勢者。這正是有明一代對北方草原勢力的基本國策，然而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草原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而穩定的政權，任何通商之類的和平外交關係都很難持久。如遼國和宋廷自澶淵之盟以來的百年和平，以及遼國變成一個高度漢化的政權，這樣的局麵從不曾在明朝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