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旺盛的年輕人總是興趣多變的，隻要有一個小小的契機來觸發，全部關注就會投入另一個領域。弘治十年劍拔弩張的邊防時務使王守仁精研兵書，而僅僅一年之後，他又因為偶然讀到朱熹的一句話而重返儒學的陣營。
當時王守仁處於一種彷徨的境地，詩歌文章畢竟不足以通至道，求師訪友又很難遇到對自己真正有引領作用的人，研習兵法也沒機會上陣臨敵，真不知道該往何處去了。某日讀朱熹上宋光宗的一封奏疏，讀到“居敬持誌，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忽有所悟，想到從前讀書雖然涉獵龐雜，卻不曾循序漸進以至精純，自然不會有多大的收獲。
既然有所悔悟，改弦易轍便不是難事。王守仁認真遵循朱熹的教誨，循序讀書，收獲果然不同以往，隻是“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意即認知主體（我）和認知客體（物）始終處在分離的狀態，不能融匯，這令二十七歲的王守仁非常不能接受。
島田虔次在他那部出版於1949年的成名作《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裏有這樣一番概述：“陽明的——或者不如說是把陽明作為其自覺的焦點的當代精神的——最大煩悶，就在於總覺得物理和吾心好像始終被判而為二。理和心的一致，如果換句話說，就是在所有根源性的、原理性的、規範性的事物中，讓主觀參與，使主觀與之一致。不！更主要的是主觀方麵吞並了那個根源性的、原理性的、規範性的事物，這才是當代精神所擔負的最大課題。”
王守仁時代的“當代精神”究竟有沒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最大煩悶”，這其實很難講；具體到王守仁自己，這種“最大煩悶”究竟從何而來，現代人實在很難理解。何止現代人，任何有常識的古人也難理解。譬如我想搞清楚一隻蘋果是不是甜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咬它一口，那麽在這個認知過程中，我是認知主體，我“要”去認識，蘋果是認知客體，“被”我認識，這難道不是任何愚夫愚婦都能明白的道理嗎？如果認知主體和認知客體並不“判而為二”，而是合二為一，我和蘋果合二為一，這才會讓人糾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