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守仁三十四歲。論官場上的級別，他隻是一介六品小官，有職而無權，卻有許多專程來拜訪他的人，甚至有人按照儒家的傳統提著禮物，恭恭敬敬地拜他為師，儼然參拜京城裏的一位學術領袖。
當時的風氣，讀書人要麽熟讀熟背朱子教科書，隻為科舉而奮鬥，要麽以詩歌、文章相號召，在文藝沙龍裏自得其樂，全然忘記了儒學的本分。所以王守仁在京師振臂一呼，正如當年的吳與弼與婁諒一樣使許多人如夢初醒，原來學做聖人才是讀書的目的，這本來隻是一個常識啊！
王守仁倡導身心之學，要讀書人先立下必為聖人之誌。這確實不是什麽高明的創見，而僅僅是常識的回歸罷了，偏偏在科舉功名的**下，常識竟然被丟掉了那麽久，以至於當它回歸的時候，人們隻感到驚奇。而在驚奇之後，有人頓悟今是而昨非，執弟子禮向王先生求學，更多的人卻隻是嗤之以鼻，覺得王守仁隻是為了出名而標新立異罷了。
《年譜》認為這是“師友之道久廢”的緣故，事實上任何不合俗流的見解都會得到這樣的對待，這是人類的天性使然。今天我們可以在互聯網論壇上看慣這種現象：對於持不同意見者，人們總是去質疑並貶低他的立場。這是因為人們天生就會高估自己的客觀性，相信自己的感知和意見是準確而不帶偏見的。李·羅斯對人性的這一麵有一個很中肯的結論：“觀點相左的兩個人相遇，將會引發一係列影響深遠的後果。如果我看到的就是事物的本質，那麽每個理智的人都必然與我觀點一致。如果不一致，那麽我一定可以通過理智的論證來說服他。如果他還是無法頓悟，那麽他不是愚蠢，就是懶惰，抑或充滿偏見。但是，我們唯獨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別人也是這麽想的。尤其在曠日持久的爭端中，雙方陣營通常都堅信另一方有所隱瞞，心懷叵測。這樣一來，人們從一開始就會貶低對方的立場——無論它與己方立場多麽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