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如果隻是一個應然命題，意味著有所知就該有所行，那它隻是一句道德口號罷了；王守仁所謂的“知行合一”首先是一個實然命題，即知與行其實是一回事，或者說是一枚硬幣的兩麵，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這樣的命題乍看上去很有幾分荒唐，譬如我們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煙民照樣數以億計，這顯然是一個知行脫節的例子。知屬於認識範疇，行屬於實踐範疇，有認識未必有實踐，反之亦然。知與行分屬二事，這顯然是全人類的常識。
儒家經典早有對知與行的論述，最早見於《尚書·說命》，傅說向商王武丁陳說政治見解，武丁越聽越受用，準備一一照辦，傅說於是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意即知曉這些道理很容易，真正付諸實行卻不那麽容易。
傅說的這番話很容易得到管理者的共鳴，直到今天，管理者們也很為執行力發愁，似乎任何一項政策要想貫徹下去都會遇到萬千阻力，所以鐵腕人物總會擁有很多擁躉。傅說在“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後還有一句下文——“王忱不艱”，意即隻要大王心誌堅定，那麽將所知付諸實行也就算不得多難了。那麽怎樣才能心誌堅定呢？用陽明心學的解釋就是，真知必能行，隻要商王武丁對傅說的意見“真知”了，就一定能夠以堅定的意誌付諸實行，如此一來“行之惟艱”也就不複存在了。
《左傳·昭公十年》，中原盟主晉國舊君辭世，新君嗣位，鄭國大夫子皮準備帶足禮物去晉國朝聘，同僚子產認為子皮小題大做了：“吊喪哪裏用得到禮物？帶一次禮物就要帶足一百輛車，有一百輛車就要用到一千人隨從，陣仗這麽大，短時間肯定回不來，一定要把禮物送完才能回來。這樣勞民傷財的外交，國家能支撐得起幾次？”無奈子皮固執己見，結果真的得不償失。回國之後，子皮做了自我檢討，說“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意即子產講的道理我不是不明白，我錯就錯在放縱欲望而不能自我克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