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株槐樹下嬉戲成長起來的王傑是一個神童，早早有誌於聖賢之學，十四歲便盡通“四書”“五經”及宋代諸位大儒的學說。在今天看來，這當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任何一個“最強大腦”都沒有勝任的可能。所以，本著常識與理性，我們有必要把這一節史料打上幾分折扣，無論如何，我們明白王傑確實才華出眾也就是了。
由於父親“遁石”的機緣巧合，也由於出眾的才華，王傑不但走上了仕途，還很快得到了上級的賞識，被當作一顆大有潛力的政治新星悉心栽培。但是，王傑執拗地表現出了“不識抬舉”的一麵：地方長官極力推薦他應舉，他卻看不慣考試的規則，掉頭當了逃兵。幸而時局終於寬鬆了些，王傑不必“遁石”就得以全身而退。
其實，明朝廷為考試訂下嚴苛的規則，初衷倒是好的，是為了保障公平，防止作弊：考生要披散頭發，解開衣服，接受徹底的搜身檢查。在我們今天這個平民社會裏，倒不覺得這樣做有何大礙，但在“食古不化”的士大夫看來，這實實在在是有辱斯文。
在古代傳統裏，科舉製度一直飽受爭議，反對者認為它助長了人們“自媒自炫”的熱情，而一個正經人要麽受朝廷禮聘去做官，要麽受地方長者舉薦去做官，哪好意思自己去找官做？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已經夠“寡廉鮮恥”了，如果再像市井小民一樣接受搜身，被當作潛在的賊來對待，這簡直是奇恥大辱。為了謀求一官半職而接受這般屈辱的人，一定不是良善之輩，更不是聖人門徒。如果官場上都是這樣的人，那麽這樣的官場不去也罷。
真正的讀書人總是太在意尊嚴的，不食嗟來之食，不求不義的富貴，其“尊嚴”的標準也遠較市井百姓高。而作為明帝國的創建者，朱元璋出身於市井，發跡於幫派，以市井與幫派的標準重新定義士大夫的尊嚴，一代代帝位繼承人有樣學樣，塑造出明代官場的一種既怪誕又很容易被今天的平民社會所理解與接受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