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王守仁對徐愛的開示：“如果我們說某人知孝知悌，一定是因為他在行為上確實有孝悌的表現；如果他隻是在口頭上說些孝悌的話，我們是不會說他知孝知悌的。再如知痛，一定是因為自己真的痛了才會知痛；知寒，一定是因為自己感到寒意了；知饑，一定是因為自己已經餓了。知和行如何分得開呢？這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被私欲隔斷。”
徐愛仍舊懵懂，覺得知行如果合一，修養功夫便不知該如何下手。這是我們普通人都會有的疑惑，譬如學習“五講四美”，總要先搞清楚“五講四美”的具體內容，然後才好付諸實踐，而如果知行一體，到底該如何學、如何做呢？古人都把知行分開來說，何等清楚明白！
今天我們常會在宗教人士那裏遇到同樣的問題，譬如佛教徒非常強調實修，但佛教典籍浩如煙海，不但偽經、疑偽經充斥其間，就算是出處可靠的正典之間也往往有矛盾或分歧之處。
這倒並不令人意外，畢竟佛教發展三千多年，不斷因為教義上的爭執而發生分裂，新流派層出不窮，各執一詞，以至於高軌難追，藏舟易遠。所以就理想值而言，一個真正審慎的修行者理應在修行之前認真讀遍所有典籍，並且精研佛教史，搞清楚各種分歧之所由來，然後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再針對個人資質選擇一條正確的實修之路，免得誤入歧途，“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盡管這也許會花掉他大半生的時間，但比起受益來說，這點代價簡直微不足道。而我們的問題是，在開始實修之前的這些學習和調研工作是否僅僅屬於知，如果是的話，它的必要性究竟有多高呢？
朱熹遇到過這種問題，當時有弟子提到在湖南遇到一位先生隻是教人踐履。朱熹很不以為然：“義理不明，如何踐履？”弟子說：“隻要踐履，就能明白義理。”朱熹反詰道：“好比你要去一個地方，路都不曉得，怎麽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