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要在漢人麵前保持自己至高無上的威嚴，不願意承認中國以外還有同等的國家、皇帝以外還有同樣的帝王。清人修《明史》，斥利瑪竇《萬國全圖》說天下有五大洲為“荒渺莫考”。《萬國全圖》、《職方外紀》（艾如略著）等書，在清朝都成為冷書，不為士大夫所稱述。一般人心目中以為天下隻有一個大清天朝和一個大清皇帝，其餘都卑微不足道。
陸上鄰國俄羅斯（帝俄）經三次訂定條約（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市約》），彼此還算相安無事。清朝最厭惡的是海路來的西洋邪教和西洋商船。
《欽定刑部處分則例》西洋邪教有下列的規定：
西洋人刊刻經卷，倡立講會，**內地民人，轉相傳習，誦經開講。如州縣官能拿獲首犯並過半數教徒，免罪。如不查拿，州縣官降兩級調用，府州官降一級留任，道員罰俸一年，兩司（布政司按察司）罰俸九個月，督撫罰俸六個月。如州縣諱匿不報，照諱盜例革職，該管上司均（都）照屬員諱盜例分別處罰。
州縣官失察西洋人在境潛住，但並未傳布邪教，降一級調用，府州罰俸一年，道員罰俸六個月。
州縣官失察西洋人過境，但並未逗留，降一級留任，府州官罰俸六個月。
一個地方發現西洋人，全省官員受處分，西洋教士在這樣嚴厲的防禦下，傳教幾乎是不可能了。
西洋商船的限製也同樣嚴厲，明朝人唐順之說，市舶（外國商船）的利害好比開礦：上策是封閉礦洞，驅逐礦徒；中策是國家管理礦山，獨擅利益；下策是不閉不開，讓奸人擅利。清朝對外國貿易，主觀上是采取唐順之的上策，事實上卻做了唐順之的下策。奸官們勾結洋商，暗開海關，老朽的中國，好比緊密封閉在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朝與外界新鮮空氣接觸，不可避免地要腐爛，腐爛的媒介物，正是這些原已腐爛不堪的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