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佛經的翻譯
沒有東漢以後大量佛經的輸入，就不會有隋唐以後內容革新的中國文化。佛經的流傳，全賴翻譯事業的成功，翻譯的成功，又全賴翻譯技術長期的改善。從東漢到唐朝是佛經輸入時期，譯經家大體分直譯、意譯兩派。
（一）直譯派
中國最早譯出的佛經，據佛教徒傳說是攝摩騰（中天竺人，東漢初到中國）、竺法蘭（中天竺人）共譯的《四十二章經》一卷。《四十二章經》約二千餘字，仿《論語》體裁，總攝佛學要旨，文義通顯，梁啟超證明它是後人偽造書，絕非東漢譯本（印度並無原本）。這就是說，東漢到東晉，所有譯出經典，全是直譯，沒有意譯，《四十二章經》是著述，不得誤認為譯本。
東漢末年安清（安息國人）譯出經論三十九部，譯家稱安清譯本“辯而不華，質而不野，為群譯之首”。同時支讖（月支國人）譯經十餘部，也被稱為“深得本旨，毫不加飾”。他們是中國最早的譯經家，都是照原本直譯，所謂“棄文存質（實），保存經意”，成為譯家共遵的規律。
三國時代胡僧東來愈眾，譯經也愈多，文辭樸質，隻供佛徒誦習，不為士大夫所稱道。西晉初，法護通西方三十六種語言，譯經一百六十五部。法護是華化的外國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郡），又得信士聶承遠參正文句，刪除煩雜，雖然還是“不辯妙婉顯”，比先前不甚通漢言的胡僧照原本直譯，確已改進了一步。
前秦苻堅時，秘書郎趙政開始有組織地翻譯經典，他聘請中外名僧，協力分工，譯《阿毗曇毗婆沙經》。請僧伽跋澄（胡人）口誦經本，曇摩難提（胡人）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精通漢言）宣譯（譯成漢言），敏智（中國人）筆受為漢文本。又譯《婆須蜜經》，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誦梵本，佛念（中國人）宣譯，惠嵩筆受，道安、法和二人共同校定。因翻譯精當，二經流傳曆久不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