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人間訓》也記有荀吳伐鼓的故事，隻是內容略有不同。《淮南子》並非史書，采納史事隻是為了以曆史事件闡明政治哲學上的一些原則，而這裏所要闡明的原則就是“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作者為此舉了兩則事例，第一則就是荀吳伐鼓的經過。
在這個版本裏，荀吳攻打鼓國，戰而未勝，晉人饋聞倫提議說：“我認識鼓國的嗇夫，我有辦法不勞煩軍隊就拿下鼓國。”荀吳卻不同意，在麵對左右的質疑時這樣解釋說：“饋聞倫是個奸佞小人，如果讓他兵不血刃地拿下鼓國，我該不該論功行賞呢？如果頒賞，就等於使佞人得誌，而我國的士大夫也就會因為他的受賞而舍仁用佞。這樣一來，縱是取得了鼓國，對我們又有什麽好處呢？”
《淮南子》對此有評論說，攻城是為了拓展疆域，之所以有開疆拓土的機會卻棄而不取，是因為見其本而知其末。
《淮南子》所展現的故事版本的道德嚴苛性比《左傳》的記載更有甚之。“兵者，詭道也”，這是《孫子兵法》最著名的一句，也是一切兵法中最核心的命題之一。荀吳之所以舍詭而用正，是因為顧及軍事行動會對國家內政產生的影響，換言之，對外戰爭其實也是內政的一部分，對敵人行詭道雖然可以輕易達到軍事意圖，卻大有敗壞國內道德風氣的危險。風俗，或者說一個國家的精神麵貌，是毋庸置疑的立國之本，絕對不容敗壞。在這種時候，就不必在意什麽“不可因人廢言，亦不可因言廢人”的道理了。
《淮南子》列舉的第二則事例是弦高犒秦師的故事：秦穆公派出奇兵偷襲鄭國，途中被正在國外做生意的鄭國商人弦高窺破用心。弦高假扮成鄭國使者，以十二頭牛犒勞秦師，使秦師主帥誤認為鄭國已有準備，從而打消了襲鄭之想。此事亦載於《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而《淮南子》的版本還有後文：弦高巧計退秦師，為鄭國免除了一場滅頂之災，這樣的功勞理應受到重賞，而弦高執意辭謝道：“如果我因欺詐的手段而受賞，鄭國的信譽就會敗壞。因為賞我一人而敗壞整個鄭國的風氣，這不是仁者該做的；因欺詐而得到重賞，這不是義者該做的。”於是弦高舉家遷往東夷，終身不再返回鄭國。《淮南子》於此評論說，仁者不以私欲損害天性，智者不因利益敗壞道義。聖人深謀遠慮，愚者鼠目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