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周公選擇了武力對抗，不惜兄弟之間兵戎相見。廣大周人似乎對周公的做法缺乏足夠的支持，這在《尚書·大誥》裏很有體現。周公在決定東征之後，宣諭周人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其文辭被輯入《尚書》，是為《大誥》。從《大誥》來看，對於周公的東征決策，周人上上下下的反對者很多，王室與諸侯公室內部亦不乏管叔、蔡叔的響應者，周公再三強調自己已為東征卜得吉兆，但令人驚異的是，在那個尚且迷信天命的時代，竟然有相當數量的周人不肯遵循這次占卜的結果。
周公克服了重重阻力，終於發起東征，誅殺了管叔和武庚，流放了蔡叔。至此，瞽瞍殺人，舜拋棄天下而攜父潛逃，被儒家奉為楷模；周公誅殺親兄管叔，流放親弟蔡叔，也被儒家奉為楷模。正義性究竟何在，確是一個頗費猜詳的問題。
宋代學者林之奇的意見很有參考價值，他認為武王伐紂和周公誅管叔用心都是一樣的。武王伐紂是以臣伐君，周公誅管叔是以弟殺兄。周公在聽說叛亂發起之後，唯恐禍患延及天下，這才起兵征伐。為了社稷宗廟而重傷了天倫之情，這也是不得已的呀。（《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林之奇為周公辯護，強調的是國事重於親情，陸九淵的學生楊簡更明確讚成周公殺兄：“立君為民，不可用私情。”（《五誥解》卷二）同樣師承陸九淵的袁燮也頗有幾分心學氣質地說周公此舉是“義所當為”。（《絜齋家塾書鈔》卷十）這些意見雖然也算言之成理，但畢竟無法圓融經義。此外尚有一些劍走偏鋒的理解方式，譬如宋人史浩認為，誅殺管叔的是成王而不是周公，周公位為人臣，並無專殺之權；經籍之所以稱周公誅管叔，恰恰表現出周公完美履行了臣子之道，主動把國君的過錯攬到自己頭上，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尚書講義》卷十七）再如明儒郝敬，對《尚書》字義采取別一種訓詁，認為周公隻是避開了管叔而已，所謂殺兄之事純屬誤傳；後人以此誤傳作為義理依據而做了太多壞事：明明骨肉相殘，卻說是大義滅親。滅親倒是有的，大義從何而來呢？（黃宗羲《孟子師說》引郝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