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耐人尋味的是，今人做出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選擇時，一般的出發點都是在兩善之間理應選擇更大的善，而趙苞、申鳴與郅都看上去全無這樣的考慮——忠並不是比孝更大的善，而是在一個人的身份發生轉換之後所必然伴隨的責任轉換，換言之，如果你不願出仕，那麽理所當然應該做好孝子，做孝子也絕不比做忠臣低人一等；如果你選擇出仕，那就意味著你已經自動放棄了孝的優先權，因為從此以後是國君而非你的父母給你以及你的家人提供一切衣食所需。
若站在帝王的立場，自然會讚賞趙苞、申鳴與郅都的抉擇，因為他們首先捍衛了帝王的江山，而且他們為達到這一目的而采取的方式並沒有對主流意識形態造成多麽沉重的衝擊。但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若是更進一步，號召臣民們無論出仕與否都應該全心全意地獻身於（帝王私屬的）國家，任何事物——無論是父母親情還是手足之情——都不應該成為阻礙，甚至都可以被毫不猶豫地犧牲掉，這不是更有利的事情嗎？
專製政體當然有足夠的能力來完成這種移風易俗的工作，之所以沒能完成，一定“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為何不為，在正義性的原因之外，一定還有功利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