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奉行中道，通曉過猶不及的道理，不會做出那種義憤感激的極端行為。
君子倫理源於周代，周人以禮立國，講究規範和節製，要求君子樂而不**，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總而言之，一切超乎常規的極端感情都是不好的。
平民社會一般不喜歡君子的禮儀風範，認為這純屬忸怩作態——為什麽要用那麽多規矩來束縛自己的天然情感呢？笑就該大聲去笑，哭就該大聲去哭，高興時就該大呼小叫，難過時不妨呼朋喚友，盡情發泄。正如貴族社會所推崇的節製在平民社會看來純屬裝腔作勢一樣，平民社會所推崇的真摯在貴族社會看來簡直粗俗野蠻得如同野獸。所以當我們拋開貴族或平民的立場之後，就會發現極端的情感表達其實未必都蘊藏著惡意。
比如愛情，許多為愛瘋狂而不顧一切的人在我們看來並不那麽麵目可憎，甚至值得同情和感動。晉人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極篤，有一次妻子患病，身體發熱，體溫總是降不下來，當時正值隆冬，荀奉倩情急之下，脫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裏，讓風雪凍冷自己的身體，再回來貼到妻子的身上給她降溫。如是者多次，但這般深情並沒有感動上天，妻子還是死了，荀奉倩也被折磨得病重不起，很快也隨妻子而去。
這一悲劇在今天看來分外感人，而《世說新語》卻將之記入“惑溺”一章，反而認為荀奉倩是違背正常人情的，如吸毒一般在一段不該投入太多感情的人際關係裏一發不可收拾。深愛妻子的納蘭性德在悼亡詩詞裏常常引述荀奉倩這則掌故，諸如“不辭冰雪為卿熱”雲雲。今日年輕人心目中的這個愛情楷模倘若生在晉代，一定也會被《世說新語》記入“惑溺”一章加以譏諷的。
但究竟怎樣才算惑溺，倘若荀奉倩將“不辭冰雪為卿熱”的行為用在父母身上，哪怕是用在繼母身上，非但不會被譏為惑溺，反而會受到官府的表彰和世人的景仰。明清之際，理學大家張履祥撰《辨惑》，講到有孝子不惜割自己的肝髒給繼母治病，鄉人為之嗟歎，前去探訪的先後有上千人，或者敬拜，或者以錢米相贈。事情傳到官府那裏，官府給以隆重表彰。（《楊園先生全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