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道德觀，看上去完全是穆勒式的功利主義，處處致力於一個更大的、更長遠的“善”。但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政治、法律的建設尤其注重人之常情。很多時候，無論是禮還是法，隻不過是將人之常情做了條文化的處理而已。
這種自動自發的人之常情當然不可能僅僅限於血緣關係，譬如《左傳·襄公十四年》中，衛國孫文子叛亂，追殺衛獻公。公孫丁為衛獻公駕車跑在前麵，尹公佗和庚公差在後麵追。公孫丁曾是庚公差的箭術老師，庚公差又是尹公佗的箭術老師，也就是說，當下的狀況是徒弟和徒孫在一道追擊師父。眼看已經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內，射，還是不射？什麽才是尹公佗和庚公差各自的符合道義的選擇呢？
孟子講過這段故事的另一個版本：鄭國派出子濯孺子進犯衛國，衛國派出庾公之斯追擊。這兩人都是著名的神箭手，庾公之斯的箭術老師恰恰就是子濯孺子的學生。眼看已經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內，跑在前麵的子濯孺子偏偏疾病發作，拿不了弓。在這個緊要關頭，庾公之斯該不該射向自己的師公呢？
對於事情的結果，《左傳》的後文是這樣交代的：庚公差非常為難，說道：“射的話是背棄老師，不射的話自己回去會被論罪處死，射應該是合乎禮的吧？”
《左傳》評論是非對錯，最主要的標準就是“禮”，褒獎之辭常用“禮也”，批判之語常用“非禮也”。古人注重師道，尤其此刻要以老師教授的箭術射殺老師，可謂極大的道德重負。但師恩是私情，交戰則是公義，若徇私情則無法向主君交代。一番權衡之下，庚公差還是選擇了射，但他手下留情，發兩箭射中車軛而回。
尹公佗說：“他是你的老師，和我的關係就遠了。”於是回車再追，看來對師公不準備手下留情。公孫丁駕車載著衛獻公跑在前麵，見情形危殆，便把韁繩交給衛獻公，回身向尹公佗發箭，一箭貫穿了尹公佗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