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正義的伸張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想象的“正當途徑”，尤其是對於元咺來說。因為，就算元咺可以效法伍子胥，但也不能像伍子胥那般名正言順——伍子胥向楚平王報的是父兄之仇，叔武和元咺卻不是這種關係，甚至衛成公和叔武才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相比之下，元咺隻是一個外人罷了。而就算元咺要給兒子元角報仇，為什麽在元角被殺的時候自己仍然盡臣道、奉君命呢？
事實上，元咺當真找到了一個非暴力的解決方案，即訴諸一個更高的權威。
隨著城濮之戰與踐土之盟的結束，晉文公業已確立了諸侯霸主的地位，元咺便把官司打到了晉文公那裏。訴訟得到受理，隻是因為有禮法的限製，國君之尊不宜親自與臣子對質，於是，寧武子輔佐衛成公出庭，鍼莊子作為衛成公的替身，士榮則以大士的身份代衛成公答辯。
判決結果是衛成公敗訴，晉國人便將他押到周王城囚禁起來，並且處死了士榮，砍了鍼莊子的腳，唯獨赦免了寧武子，讓他為衛成公供應衣食。
之所以將敗訴的衛成公押往周王城，是因為從法理上講，隻有周天子才有最高的裁決權力，最後該怎樣處置衛成公理應由周天子決定。《國語·周語中》記載了周襄王對衛成公的發落經過：晉文公請求周襄王處死衛成公，但周襄王拒絕了，理由是“君臣無獄”。也就是說，君臣之間是不應該有官司可打的，元咺雖然理直，但畢竟是臣子的身份，所以他的意見並不重要。倘若君臣之間可以訴訟，那麽父子之間豈不是也可以訴訟了？如此則敗壞了上下尊卑的次序。何況為了臣子的緣故而殺掉君主，這根本找不到適用的法律。
在周襄王看來，元咺作為臣子，“順服”才是第一義。這種順服，應當是一種“孩子般的順服”——這個短語是歐洲18世紀“中國熱”的時候德國哲學家赫爾德說的，其原話如下：“中國的一切事理都源於‘孩子般的順服’，上至皇帝的社會各階層，甚至那些早已作古了的列祖列宗都在傳播這種禮俗和義務。他們所有的文字、格言警句，所有的經書典籍、所有家庭內部的和社會公共的風俗習慣以及他們所有的生活方式、治國方法，統統建立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之上，並受其製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