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時候，牧羊人卜式上書，願意捐獻半數家產以資助邊防用度。武帝派人問他：“你是想做官嗎？”卜式答道：“我從小以牧羊為生，不知道該怎麽做官，所以不想做官。”再問：“你是家裏有冤情想申訴嗎？”卜式答道：“我這一輩子與世無爭，看到同鄉有窮人就借錢給他，看到有不善的人就教他做善事，和鄉裏鄉親一貫和諧相處，沒有任何冤情。”再問：“那你到底想怎麽樣呢？”卜式答道：“天子討伐匈奴，我認為賢者應當死節，有財產的人應當奉獻資財，如此則匈奴可滅。”然而這般高尚情操並沒有換來與之相稱的回應——武帝將這件事和丞相公孫弘商量，後者的意見是：“這實在有違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應允他的請求。”於是武帝沒有接受卜式的好意，卜式隻好又回家牧羊去了。（《漢書·卜式傳》）
儒者為政，最重人情，對那些有違人情的高尚舉動往往報以懷疑的眼光。在一切的人情之中，骨肉親情最是人之常情，國法卻偏偏不是。而問題恰恰在於：骨肉親情正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基石，儒家理想中的國法可以說就是在血緣倫理上衍生出來的社會倫理，於是當親情與國法發生衝突的時候，最自然、最順理成章的選擇便是以親情為重。畢竟對至親的愛勝過對遠親的愛，對遠親的愛勝過對陌生人的愛，這是天倫，儒家便是由此整理發揚出仁愛之說的。
仁愛，亦即等差之愛。在儒者看來，維護仁愛不但是維護天倫，同樣也是在維護首要的政治綱領。《漢書·刑法誌》講仁愛的意義，說人在生理條件上比不過動物，之所以比動物高貴完全在於智力優越，人要依靠智力以群體合作的方式在天地之間博取生存，而如果沒有仁愛，人就不能組織成群，也就談不到生存與繁衍了。